巴塔耶 | 错过死亡而陷入歧途的萨特与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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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Nowhereman| 译
选自《全集第一卷》
Œuvres 1. Premiers écrits 1922-1940
伽利马-青年（Gallimard-Jeunesse）出版社，1970
exiSt, 2017
Rubem Robierb
存在哲学在法国的流行没有过时。在1930年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它。我想起那个时候，亨利·科尔邦（Henry Corbin）让我读他翻译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从这种新哲学的最初几个方面开始我就被吸引了（海德格尔的名字却依然只在古尔维奇[Gurvitch]的书中才被介绍给法国公众的）：它和生命是等同的（plain-pied）；最终，我所是的这个人（而不是这另一个），这个人的生命从来都只是以潜在（en puissance）的方式被给出的，它从未被保障，这生命在持续的斗争中冒险（en jeu），这个焦虑的人，这个正在死亡（mourant）的人，替代了经院哲学缺少活力的存在——这个实体在某种意义上从一个位于平稳的、平和的生命时间的截面所抽取，这就是认识的存在。最终，理智就不再是陌生于害怕与欲望的时间之实情了：害怕（peur）本身在情调（ton）中被感受到，呼声的欲望则从绷紧的喉咙中发出。
从这一刻起，这种哲学就有所保留地激起了一种略微悲观和略微令人困惑的乐观主义。
这并不总是进展顺利。科尔邦把这第一篇很短的文本带给了《新法国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caise）》，但被拒绝了（人们稍后向我肯定，本达（Benda）曾反对这事情：本达是有道理的，他从未因为宽容而犯错）。然而，亚历山大·科耶夫的一篇翻译在同一时期（1930）就有着不那么令人惊讶的命运了：当然，不是《哲学杂志》出版了它，而是一家有着进步精神的杂志《Bifur》【在1929-1931年间出现的文学杂志】出版了它。
尽管海德格尔的东西震惊了所有人，但这依然只是专业哲学和生命表达的混合物。因此，克尔凯郭尔的翻译也变多了。从今往后，这不再关系到通过内容来判断一个哲学家了。克尔凯郭尔的读者一点也没有被信仰或者宗教忧虑所触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很明显，哲学问题曾被一个其生命被捉住如同被老虎钳夹住的人所探讨，或者说，对老虎钳的细致描写、严谨地说还有老虎钳所夹住的人的哭号接替了哲学的话语。
哲学以这种方式，从总体上来说，被还原成了文学。这是有道理的，这并非无关紧要。也许有良心的、厌倦的话语比毫无激情的话语之无能更好。要是话语产生了无法否认的结果就好了......它只带来了松鼠笼子里的游戏（jeu）：相比于徒劳的锻炼，人们不应该更关心松鼠的苦难吗？苦难至少有强调、尊严，它们仅只是缺少锻炼。
Ant Bee Tarantula, 1998
David Lynch
然而，困难并不会推迟成为可感受的东西的时间。这种文学只在它成为哲学时才具有意义。人们为此而付出劳作......它曾不是可以避免的，它们是令人激动的。但是，文学——如果它是哲学的话——强调了它并不满足于自身；如果它是哲学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指向哲学之缺席（即唯一与赤裸的生命）的指针。我认为，这是保持在两把椅子之间的“克尔凯郭尔式的习作”的命运和荣耀。至少，它们没有给任何人以可以借此去除意义的满足（satisfaction）。
无论它是什么，存在哲学的困境被限于哲学自身的不可能性所清晰地定义了，它有克尔凯郭尔的真诚，因为它是以习作的形式建立的。人们很快就只能在睡梦中遵循克尔凯郭尔了。应该“成为”克尔凯郭尔，而不是认识他（这个以悖论的“重复”提出了荒唐的、不体面的问题的人，克尔凯郭尔把他变成了自己方法的一部分）。无论它是什么，回到克尔凯郭尔的梦想正是这种哲学的命运，以至于列维纳斯说海德格尔他至少有着让人知道克尔凯郭尔的功劳。这种命运很明显和那个给这种哲学强加其说教的内容的东西背靠着背。一方面是对只在这种情况下——即不是记忆和解释，而是生命——才拥有意义的东西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一种开放地走得更远的尝试，以便把关于生命的哲学变成和古代哲学家的徒劳建构相同或者优于它们的建筑。
人们尤其不会否认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是还有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它是稍后第二个在法国为人所知的——它安排了新的视角、证明了哲学向生存（existence）的求助有着更深刻的意义。人们毫无疑问会对此说，他们已经以这种方式突出了哲学的极限，其宏伟的建筑也许——至少也是部分——会在哲学家的生命的毁坏中产生。实际上，和生命相比，哲学家几乎不能希望月亮的微光之散发以外的东西，卫星的微光。但是，最终，他们获得了空间的哲学，没有光、没有晦暗，没有哭号、没有寂静，哲学似乎就想要栖居于那里。
萨特的例子稍有不同。他属于比这些德国哲学家更年轻的那一代，他曾在学习期间遇到了存在哲学。然而，人们只能说，他在第二种程度上反思了生命之光。人们不能说他再次踏上了古典哲学的道路，并遇到了悖论。随着存在哲学将纯粹感性同知性对立，他的哲学于是就明显地来自于感性，但这却是通过逃避达到的。生存在恶心中向他揭示了自己。我们只能通过一种色情作品作者的哭号着的不正义来探讨它，因此，他就应该通过令人厌恶的东西来简单地表达肉体的生命。但是，不仅仅是肉欲（在其中，感性有着最重要的角色）使他扫兴，他还——就像莱里斯（Michel Leiris）写道的那样——在《波德莱尔》的前言中如同一个“诗歌的陌生人”。如果他就像《恶心》中的叙述者所做的那样，将某个物体（一个树根）还原成纯粹的感性（pur sensible）的话，那么这是为了说出纯粹感性所启发他的那种恐惧。
Faceless, 1993
Marlene Dumas
实际上，纯粹感性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带有某种可怕的、毁灭性的东西......但是萨特依旧在他在更高程度上乃是纯粹智识性的这个意义上反对纯粹感性。这里有一点被阐释地更好的智识能力的例子（以至于萨特有时滥用了它们，并且不够谨慎地献身于才能的游戏）。但是，结果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东西：一种生存的哲学究竟成为了一种迷失了的智力游戏，激情在其中被还原成了选择的可理解的立场，这选择——当然了——并没有在生存（纯粹感性、诗歌、发怒的生命）和理智之间发生，而是在无精打采的行为和另一种道德原则的创造性之间发生了，它只是偶然才是合理的。
这发展由于萨特给予它以“存在主义”这个名字而对于萨特自己所宣称哲学的倾向更加陌生了，这也是因为存在主义是萨特的哲学，但却假装回应了对于这些喜爱任由自己被克尔凯郭尔引导的人的操心。这个词在方位台上成了一种辨别南北向或者零点的方法。
悖论以一种更少喧闹的方式比在白天的时候更大了，一个哲学的倾向——通过黑格尔的阐释，而克尔凯郭尔则是其反面——给予了生存哲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通过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哲学在面对死亡的焦虑中找到了一种中心点（pivot），——主人克服了死亡，而奴隶则屈服于它，——从中而来的不仅仅是生命所是的历史，还有通过历史而来的人类实际与其思想的结构，这个事实在最为对立的倾向的综合之意义中拥有其结果（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来说）。
毫无疑问，萨特的哲学充满了趣味（intérêt），但是，它通过它所占据的位置而阻止了向着更广阔的思想的可能性前行的专注、以及事实上更接近生命的前行的专注，这也许是一种破坏。
无论如何，冒险似乎应该以闹剧收场；最有力的——也是最不可避免的——是从个体生命的激怒到其在存在的非个人性中的虚无化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从被完成的话语到有限的寂静的过程；最快乐的——但也是最短暂的——乃是给文学（它无论如何应该被献给纯粹感性和生存）分配以意义（signification）与介入（engagement）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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